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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9章 关于写伟人（第1页）

近年来我写了几篇记述伟人的文章，引来多种报刊的转载，有的篇目还很快被选入大学、中学课本，不少读者和报社希望谈点体会。

其实我原来绝无一定要搞这类创作的打算，只是在过去读经典著作时认识了这些伟人，而在现时的改革实践中，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中又感到要重新认识他们，于是就拿起了思考的笔。这其实就是几篇读书笔记，几乎每篇都可以从日记本中找到原始的片段。古人论文，“不平则鸣”，中医论病，“不通则痛”。这几年社会上，包括我自己，确实常常有对传统的“不通”之惑，于是就有痛苦的求通的思考。文为通而写，打通作者之思，打通读者之思。文章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由不平到平、由不通到通的过程。这是情与理的梳理。

伟人在社会上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已经很大很大了，但这主要是靠他们的伟业、理论，靠政治影响。人们接受的是他们的结果，是被舍弃了过程之后的结果，所以往往敬而远之。在许多地方他们与读者并没有通。文学就是要把这个扩大了的距离再拉回来，就是要把这结果之前的过程提示出来，就是要有血有肉，沟通情理，让读者可亲可信。所以我不想再重复那些结果而努力“顺瓜摸藤”，去找到那些碧绿的叶片和芬芳的花朵，让读者自己去理解果之初、果之前的样子。在这个创作思想的指导下，我找到了瞿秋白的故居，特别是门前的河上那座已成过去的“觅渡”桥，找到了邓小平同志落难江西时劳动的工厂，找到了毛泽东写《论持久战》的延安窑洞，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指挥了战略大决战的最后一个农村战略指挥部——西柏坡，还有召开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的那间旧伙房。甚至远渡重洋，在日本找到了周总理游历过的岚山和岚山诗碑，在德国西部找到了马克思出生的房子。

伟人的思想、业绩是一棵大树，我要找的是这树的生长点，是它的年轮。我努力在那个新思想的生长点上做文章，希望能给读者启示出一个过程，开通一个新的思路。伟人是个旧题目，旧题最难作，这是因为它的许多方面都已为人打通，明白如话，分毫毕现，读者已无惑可释，无知可求。但无中求有，便是大有，便是新路，会别有一番惊喜。

1998年10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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